该专家表示，《反垄断法》将对企业以及政府的惯有思维模式形成冲击，像政府以前“抓大放小”的提法估计也得“掂量”一下了。

    有人则反驳说，2003年我国出现“非典”疫情后，一些城市的商品被抢购一空，当政府决定紧急借调某大型外资零售企业的商品时，该企业却表示需要向国外总部汇报。“正是从那时起，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民族商业的政策，其中就包括加快培育大型流通企业。”

    对此，该专家表示：“今后在政企分离的情况下，应建立政府花钱买服务的意识，可以规定外资流通企业在做大的时候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不做“婆婆”

    时至今日，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已经成为耳熟能详的词汇。业内人士认为，对于“商业航母”，应该是让优质的国有资源按照市场的法则去组合，让这些优化组合后的资产给市场上最能干的人去经营。各地政府既然有魄力和能力打破利益关系的阻挠创建国家和区域级商业龙头，勇敢和坚毅地迈出了第一步，那么，就没理由不能跨出优化组合、任人惟贤、专业化管理的第二步。

    毋庸质疑，以市场经济的规律来考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引入职业经理人才是做大做强的前提。仅仅是通过在国有资产性质范围内的行政性重组，不通过市场的手段嫁接多种经济成分，重组后的企业依然是国有企业，其资产“所有者缺位”的问题还是在所难免。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国雄认为，没有机制的转换，重组仅仅是数量的扩张，这样重组的企业不会走得太远。他提出，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不要把同一种所有制、同一组织形式的企业强行捏在一起，必须引进外资和民营资本。因为同一所有制企业重组，机制没有变化，这样的重组，不是优势一加一大于二，而是问题一加一大于二。资产重组的目的是促成机制的转换，实现优势互补。

    “政府作为出资人，只需尽到自己相应的责任就行了，至于董事长等企业高层的变更一定要规范、透明，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去做。”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洪涛认为，我国流通业的职业经理人机制虽然还不完善，但如果要更换企业高层领导，政府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候选人，经过董事会选举决定。“政府不应该人、财、物都要管，要管那些企业自己做不了的事情。”

    许多业内专家建议，政府应设立出资人机构，与公共管理职能部门分开，受政府委托集中统一行使国家所有权。行使公共权利的部门不再承担出资人职能，形成政企（资）分开的体制基础，但决不能成为“婆婆加老板”，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

    去年，商务部商业改革司邸建凯司长在商务部网站“在线访谈”接受提问时也表示：“流通企业在做大规模的同时，一定要加快产权制度改革步伐，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